编者按：近年来，年轻、受过教育、富裕的人重新奔向城市，促进了美国城市的复兴与繁荣，扭转了几十年来郊区人口迁移和城市衰落的趋势，但是住在城里的成本显著提升，不少穷人与中产阶层被迫搬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在美国大都会地区都有发生。理查德•佛罗里达在《新城市危机》一书认为，“回归城市”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作者作为首批参与重新回到城市运动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在他的开创性的《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阐述了全球超级明星城市在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一系列棘手挑战：生活档次高档化，生活成本难以负担，种族隔离严重、不平等加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却停滞不前，原本随处可见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正在消失，美国大都市中产阶层普遍萎缩。
《新城市危机》一书为我们的经济弊病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诊断，并且为所有希望增长与繁荣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一个大胆的处方。以下内容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1957年我出生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当时纽瓦克还很繁华，有标志性的百货商场、早报晚报、图书馆、博物馆、热闹的市中心和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我的父母都在市区的意大利人聚集区出生长大，直到我出生的时候他们还住在那里的支溪公园附近。我父亲七年级时辍学去工厂上班，他的工友有意大利人、波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几场重大战役，除了服兵役的这段时间外，他一生都在这个工厂上班，从普通工人做到工头，后来又当了工厂经理。
我的父母和其他千百万的美国人一样，在我开始蹒跚学步时决定搬家到郊区离纽瓦克15分钟车程的北阿灵顿小镇。他们经常提醒我，搬到这里主要是因为有好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平女王高中。他们坚信我和弟弟上了这所学校就能考上大学，从此前途一片光明。我姨妈朗妮一家当时已经住在那个小镇了，我姨夫沃尔特在纽瓦克工程学院获得了化学工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成了高露洁-棕榄公司的高级总裁。尽管我们一家属于蓝领家庭，而姨妈一家属于富裕家庭，但是我们能在同一个社区毗邻而居，可以说都属于同一个美国梦。我们搬离纽瓦克后，还能在周末回到原来的街区看望祖母和其他亲戚，一起享受美好的意大利晚餐。
1967年7月，9岁的我目睹了一次城市暴乱。当父亲开车带我们进城时，空气中充满烟雾，浑浊不堪：纽瓦克陷入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暴乱。警察、国家警卫和军事装备排在街道两旁，后来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警告我们有“狙击手”。我父亲一边紧张地给车子掉头，一边指导我们趴下以确保安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纽瓦克有几十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黑人，还有超过750人受伤，1 000多人进了监狱，财产损失多达数百万。这场灾难性的暴乱蔓延到其他数个城市，包括附近的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普兰菲尔德，“铁锈地带”上的底特律和辛辛那提，以及南方的亚特兰大。这段历史后来被称为“1967年漫长炎热的夏天”。在多数暴乱事件中，导火索都是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工作机会、经济活力以及以白人为主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开了城市，而在“大迁徙”中从南方搬来的黑人涌入城市，挤在市区的贫民窟里。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见证了后来被称为“城市危机”的问题的演变。以前我一直认为，在整个现代历史中，城市是工业、经济发展和文化成就的中心，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情况变了。中产阶级群体和工作机会都从纽瓦克等城市流向郊区，城市的经济被掏空了。7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纽瓦克成了经济衰退、犯罪率和暴力事件攀升及种族集中贫困的牺牲品。1975年我高中毕业时，纽约市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不久之后，我父亲的工厂也倒闭了，数百个和他一样的工人都失业了。希望、繁荣和美国梦都流向了郊区。
这些赤裸裸的现实常常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为什么人、公司和商店都离开了纽瓦克？为什么城市会爆发种族骚乱并迅速衰落？为什么我父亲的工厂会倒闭？早年间见证的那场最初的“城市危机”对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975年秋天我进入了罗格斯大学，有关城市及相关的种族、贫困、城市衰落和工业萧条的课程深深吸引着我。大二时，我的城市地理学教授罗伯特·莱克布置了一项作业，让我们游览曼哈顿下城并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我被当时纽约苏荷区（位于曼哈顿岛第二区）、东村和附近区域上演的奇妙景象惊呆了：社区充满活力，充满令人着迷的画家、音乐人、设计师和作家，旧仓库和工厂被改造成工作室和居住空间，朋克音乐、新浪潮音乐和嘻哈乐给酒吧等演出场所注入了激情。后来这一系列的萌芽演变为一场彻底的城市复兴。
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书的近20年时间里，我开始整理影响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匹兹堡曾饱受去工业化的困扰，流失了几十万人口和大量高薪蓝领就业岗位。所幸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医疗中心、企业研发部门和慈善事业，这个城市才没变得更糟。当时市政府努力想办法扭转乾坤，我作为经济发展学教授也参与其中。然而即便是前沿的研究创新潜力也没能留住匹兹堡的大学人才，我身边的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同事以及我自己的学生都成批地前往硅谷、西雅图和奥斯汀等高科技中心。当起家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互联网先锋Lycos（搜索引擎）公司也突然宣布从匹兹堡搬到波士顿时，我灵光一现。
传统观念认为，人才随着企业和工作岗位流动，在我看来这一观念已经过时了。匹兹堡的市政府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试图通过减免税收等刺激政策来吸引企业，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工业园区和办公园区，但这些并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也不是我的学生和其他离开匹兹堡的人才真正需要的。波士顿没有给Lycos提供任何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政策，实际上，在波士顿，从租金到员工工资的所有经营成本都远高于匹兹堡。Lycos迁址是因为，它需要的人才已经聚集在波士顿了。
2002年，我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断言，城市成功的关键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仅仅是吸引企业。由知识工人、技术专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构成的创意阶层聚集在有以下特征的地方：有大量高薪工作——也被称作密集的劳动力市场；有大量可以结识和约会的同伴——我把它称为密集的同伴市场；富有生机，有大量餐厅、咖啡馆、音乐表演和其他娱乐活动。
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创意阶层群体已经增长到4000万人了，占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3。我指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优势和主导阶层，他们的品位爱好不仅重塑着城市，还影响着文化、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我同样指出了两个构成劳动力剩余部分的弱势阶层：一个是人数更多、工资更低廉的服务业阶层，有大约6 000万人，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一半，他们从事低薪的食品制备、零售和个人服务工作；另一个是正在收缩的蓝领工人阶层，他们从事制造、建筑、技工、交通和物流工作，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5。
我进一步指出，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和都会区都在“3T要素” 方面表现出色，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它们拥有密集的科技公司，拥有能提供人才的优质学校和研究性大学，还富有包容性，这使它们能吸引和留住不同性别、国籍、种族和性取向的人才。
城市就是把3T集合在一起的地方，并由此成为最基础的经济组织单位。在旧工业经济中，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为广泛的中产阶级提供优质的就业岗位，这个阶层既包括像我父亲那样的蓝领工人，也包括像我姨夫那样的白领管理层和工程师群体。地点本身已经变成了新型知识密集经济的中心组织单位，也是吸引人才、匹配人和工作岗位、激发创新和经济成长的主要平台。
我把这个理念带给世界各地的城市治理者，尤其是那些仍相信老一套城市政策——如税收减免等刺激政策、修建市中心体育场馆和露天购物中心等大型设施——能吸引居民的城市官员。我告诉他们，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型经济才能持续繁荣，关键是要建造一些小型设施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比如建造人行道、适宜步行的街道、自行车道、公园、艺术场馆、演出场地，以及有咖啡店和餐厅、能吸引人流的活力街区。城市不仅需要竞争的商业氛围，更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形形的居民，不论他们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或性取向如何。
我的观点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包括市长、文艺界领袖、城市规划专家，甚至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想找到促进城市发展得更好的方式。我的主张也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强烈反对。有些保守派质疑我把多样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观点，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和就业，不是创意阶层。有些人（主要来自）把房租上涨、中产阶级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账都算在创意阶层和我个人头上。还有一些更个人层面的批评，虽然令人不快，但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思考，使我开始重塑对城市和影响城市发展因素的看法。
我对城市的理解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过于乐观地相信城市和创意阶层会自动带来更好、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强劲复苏的城市的贫富差距就已经迅速扩大了。随着科技从业者、专业人士和富人搬回城市，工人阶层和服务业阶层中的以及部分艺术家、音乐人都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挤出了城市。在纽约苏荷区，我在学生时代看到的促进艺术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元素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富人群体、高级餐厅和奢侈品商店。
老实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城市复苏的弊端。早在2003年（那时让大家开始关注“前百分之一”群体崛起的“占领华尔街”还未发生，提出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还未问世），我就提出警告：美国最富创意的城市同时也是经济不平等的中心。我的研究表明，薪酬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大都市恰恰是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如旧金山、奥斯汀、波士顿、西雅图、华盛顿和纽约。3虽然当时我记录下了这些新出现的分裂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扩散速度会有多快，也不知道这些城市的两极分化问题会有多严峻。仅仅过了10多年，我曾预言的城市复兴就带来了广泛的绅士化，房价变得难以承受，富有的新市民和艰难维生的老市民之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我最担忧的是大量中产阶级社区的消亡，这些社区曾是城市和社会的支柱。它们是我在纽瓦克出生的地方，是我在北阿灵顿生长的地方，也是我曾希望新创意阶层能带回城市的社区。但现在，这些强大的中产阶级社区正在我眼前消失。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知识重构，写作了本书。我看到了自己以前大力歌颂的城市复兴运动的黑暗面：重返城市运动把绝大多数的好处都分配给了少数的地区和人群。
分裂扩大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对数据的仔细分析，我发现只有少数城市和都会区真正通过知识密集型经济实现了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跟上，而是越落越远。很多“铁锈地带”上的城市仍在人口向郊区迁徙、城区衰败和去工业化的泥潭中挣扎。“太阳地带”上的城市仍在用低廉房价、郊区散漫无序的扩张发展吸引人才，但很少能建立起知识创新驱动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数千万美国人仍陷于长期贫困，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分裂问题。随着中产阶级群体和社区的消失，城市版图被割裂成少数的富人及优势群体聚集区和多数的穷人及聚集区。
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城市化不平等的正是人才和经济资源的聚集，只有少数超级城市和精英社区从城市化中获利，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远远滞后或停滞不前。这股推动城市经济广泛发展的力量也带来了分裂和矛盾，阻碍城市继续发展。
最终，我的研究使我不得不面对令人忧心的城市新版图。常识和经济学研究都告诉我们，知识密集型大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经济状况更好。但我和我的同事通过研究三个阶层群体支付房租后的生活状况，意外地发现了令人不安的现象：知识工人、专业人士和传媒文化产业从业者这些优势创意阶层过得还不错，能在大型知识密集型都市获得高报酬，并且所获报酬对负担这些地区的高住房成本绰绰有余。但另外两个较弱势的群体，即蓝领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就被远远甩在其后，支付住房费用后，他们实际上在消费昂贵的大都市过得更糟了。
这个现象背后的隐含信息深深地困扰着我。创新、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的最强驱动力——人才和其他经济资源在城市的聚集把大多数利好都带给了原本的优势群体，而把剩余66%的人口落下了。我写下这些研究成果时引起了一阵小风波，一位批评家甚至宣称我已经承认了创意阶层理论的局限。我当时直接做了回应，但我更完整和深入的回答正在你手中的这本书里。
我在第二故乡多伦多的所见所闻深刻影响了我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看法。2007年我搬到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研究城市繁荣问题的研究所担任主任。对我而言，多伦多是先进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拥有北美最多样化的人口、几乎没有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繁荣经济、安全的街道、优质的公立学校和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曾被彼得·乌斯蒂诺夫称作“瑞士人管理的纽约”的先进多元化城市选了罗布·福特当市长。
尽管福特的个人问题可能使他深受“福特王国”支持者们的钟爱，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反城市化的大城市领导人之一。当选后，他就立即着手拆除了几乎所有城市规划师眼中构成伟大城市的东西。他拆除了主干道两边的自行车道，以此恢复他的“汽车上的战争”，他还提出计划将市中心的主要湖畔地带变成带大型摩天轮的万众瞩目的购物商场。福特之所以能当上市长，大概正是因为他想将城市变得更像郊区。
福特上任是城市阶层不断分化的结果。多伦多曾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后来随着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缩减，社区逐渐消失，城市分裂成了少数小型的富人、知识分子社区和多数大型社区。前者分布在市中心及附近主要地铁和火车线路周边，而后者则远离市中心和交通枢纽。7福特传递的信息在工人群体和新移民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认为精英们占尽了城市复苏带来的好处，而他们则一无所获。
我认为不断扩大的阶层分裂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一个像多伦多这样进步、多元和繁荣的城市都可以沦为民粹主义集体的牺牲品，那么其他城市更不能幸免。
那时我就提出，福特只是这场不断发酵的冲突的第一个信号，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如我所言，紧接着英国就决定脱离欧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尽管富裕、有全球性眼光的伦敦人强烈反对脱欧，但饱受全球化和再城市化双重折磨的工人阶层则普遍支持这一决定。
后来发生的事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也更可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了全球最强大国家的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得益于他动员了美国较落后地区愤怒而焦虑的选民。虽然希拉里·克林顿拿下了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且知识集中型的城市及其近郊，并且这些新型经济中心确实帮她赢得了远远领先于特朗普的大众选票，但特朗普拿下了广大偏远郊区和农村，从而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特朗普当选、福特上任和英国脱欧这三件事都反映了今天不断深化的阶级和地域断层。
政治分裂从根本上起源于“新城市危机”的深层经济与地理结构，是我们赢者通吃城市化的产物。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人才和优势群体聚集起来，占领了少数发达的超级城市，把其他人和城市甩在身后。“新城市危机”不仅仅是城市的危机，更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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