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瑞典和瑞士作为中立国家成为不少盟军飞机作战受伤后的逃脱方向，数以百计的轰炸机曾迫降在这两个国家，这些原本是战争时期的常见现象。
但是这种现象过于频繁，也会成为严重问题。1944年的某一天，竟有21架美军轰炸机逃到了瑞典，以至于美国陆军高官开始质疑这些飞行员的动机。
1943年7月24日，中立国瑞典迎来了第一架迫降的美军轰炸机。这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来自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第381轰炸机大队，编号42-3217，绰号“佐治亚叛军”。7月24日，美国第八航空队司令艾拉·C·埃克尔准将派出了324架轰炸机，攻击挪威奥斯陆以南的哈略镁铝加工厂，这是美军首次轰炸机纳粹占领下的挪威军事目标。
这架“乔治亚叛军”号轰炸机，成功投掷了炸弹，但在当天下午2点18分被高射炮火力击中了左侧机翼，一台发动机起火，一台发动机也停用，左侧机翼不断漏油。26岁的机长奥斯·琼斯中尉，和领航员亚瑟·盖尔廷中尉一致认为，轰炸机安全返回英国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此果断决定调头飞往东北方向的中立国瑞典。
很快，“乔治亚叛军”号轰炸机就在瑞典边境小镇奥尔延一带闯入，又大约飞了20多公里，在一处村庄附近的开阔地上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机腹迫降”。第一个赶过来的瑞典人是一位叫做奥洛夫·佩尔森的农民，他还亲切地用英语和美国飞行员打招呼：“嗨，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事后，奥洛夫·佩尔森对瑞典记者说：“我当时立即明白这是一架英国或美国的轰炸机，因为它在机身上写着‘格鲁吉亚叛军’，我看到了一颗五角星和国旗的颜色，于是我匆匆赶到飞机坠毁的沼泽地。”
瑞典士兵也迅速抵达了现场，并包围了迫降的轰炸机。奥洛夫·佩尔森作为翻译，询问了飞行员有没有人受伤，并了解了飞机的情况。据称，机长奥斯·琼斯中尉表示“他和他的九个伙伴很高兴降落在瑞典，并转告瑞典士兵，他们的飞机上有机枪，而且上了膛，但是已经没有炸弹，因为都仍在了挪威……”
作为一个中立国，瑞典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要拘禁任何非法进入境内的交战国军事人员。继“乔治亚叛军”号之后，又有超过150架受伤的美军飞机在瑞典降落或迫降，一共有1218名飞行员被瑞典当局拘留。
美军飞机逃往瑞典的高潮，发生在1944年6月中旬。6月20日，美军第八航空队出动了1965架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空袭行动。结果，大规模的空战导致了大量的轰炸机受损，逃往瑞典降落的美机就像是在空中“排起了长队”。6月20日当天，有21架美军轰炸机迫降瑞典，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6月21日，又有13架美军轰炸机前来，这些飞机不少都迫降在瑞典马尔默的巴尔托法空军机场。
由于降落的美军轰炸机太多，巴尔托法机场几乎被挤满，很难再找到一个空位。当时瑞典报纸甚至担心，如果美军大规模轰炸继续下去，瑞典机场未来几天的样子将不堪想象。
美国陆军中尉小利安德·佩奇驾驶的B-17就是其中的一架。6月20日，这架轰炸机在德国波利茨上空被高射炮击中，机身、后炸弹舱和右侧机翼的两个发动机都遭到损坏，飞机无法手动控制，一直向地面俯冲。飞行员迫不得已打开了自动驾驶仪，才避免了坠机。在这种情况下，B-17轰炸机只好选择就近飞往瑞典，所有飞行员在瑞典境内弃机跳伞，10名机组人员里有8人幸存，飞机则坠毁在一个村庄外的田野里。
富有戏剧性的是，机长小利安德·佩奇中尉在1944年1月就曾驾驶B-24“解放者”迫降在瑞典，不久被瑞方释放重返部队，这一次是他第二次降落在瑞典并被拘留。佩奇中尉等幸存成员被带到瑞典当地的一家旅馆，吃了一顿热饭，第二天早上被送往法伦附近的拘留营。7月3日，两名遇难成员的葬礼在马尔默的一个墓地举行，副驾驶代表幸存机组人员以及瑞典政府、美国陆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代表出席了葬礼。
这些在轰炸机受伤后撤退到瑞典的美军飞行员是幸运的，至少在短暂的时间里能够摆脱战死的危险。要知道，欧洲战场的美军轰炸机部队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机组飞满25次战斗任务后，就能够光荣撤回国内。从这个规定就能看出，美军轰炸机在欧洲大陆上空的损失率是极高的。波音公司累计生产了12000多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战斗损失高达4755架，每架飞机都有10名机组成员，相当于至少伤亡或被俘了几万人。
但是，上百架轰炸机和上千名美军飞行员逃往中立国瑞典，行为虽然合理合法，但是却让美军高层看不顺眼了。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是瑞典和美国报纸披露了被拘留美军的“美好生活”。
1944年上半年，因受伤逃往瑞典的美军轰炸机逐渐增多，到了6月底瑞典拘留营已经收容了900多名美军飞行员。这些被拘留的美军，虽然不允许离开拘留地，但是并没有过分限制人身自由，仍然可以在瑞典一些市镇内四处游荡。
1944年5月的《》写道，这些被拘留的美军飞行员被关押在“瑞典最美丽的地区——戴尔卡利亚省”，他们正在玩“各种游戏”，阅读和享受“极大的行动自由”。8月，《科利尔》杂志刊登了一篇多页的摄影文章，专门介绍瑞典拘留的美军情况。这些照片显示，身穿燕尾服的美国飞行员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餐厅里大笑着喝酒，周围环绕着美丽的瑞典女性。还有其他美军被拍到滑雪、骑自行车和在室内温水游泳池畅游。
这种“美好生活”的场景，在腥风血雨的欧洲战场显得格格不入。以至于美国一些人开始怀疑，这些飞行员是不是故意逃往瑞典，以躲避军人的责任？
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H·阿诺德将军就是典型代表，他看到这些报道后大发雷霆，迅速下令进行调查。他甚至向他的老朋友、新成立的美国欧洲战略空军司令卡尔·A·斯帕茨准将发送了一份异常不友好的备忘录，指出越来越多的轰炸机降落在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国家，“没有迹象表明轰炸机存在严重的战斗损坏、故障或燃料短缺。他想知道这些逃往中立国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逃避进一步的战斗服务”。
斯帕茨准将收到这份备忘录后，对阿诺德将军指责这些飞行员“缺乏战斗意志”的暗示感到愤怒。他回信称：“这是对这场战争中最勇敢的战斗人员的卑鄙诽谤！”他还补充表示，被拘留的飞行员数字只占几万美军机组人员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斯帕茨准将还是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并指派了一名飞行外科医生小约翰·D·杨少校负责调查此事。
有趣的是，这名姓杨的少校军医其实也是一名迫降瑞典的机组成员。1944年6月20日，杨少校作为B-24轰炸机“米斯塔奇克”号的乘客迫降在瑞典。由于他属于非战斗人员，因此没有和普通飞行员关押在一起，而是被派往美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成为使馆的医疗服务人员。
杨少校接受这份任务后，先后访问了瑞典的五个主要拘留营——法伦、拉特维克、洛卡布伦、格兰纳和穆尔舍，采访了大约500名被拘禁的美军飞行员。通过大量调查，他得出结论：这些飞行员的普遍感觉是“非常感激”幸存下来，他们“不想重复这种经历”。但是杨少校同时指出，一两个星期后，这种痛苦经历的感受往往会逐渐消失，这些人会开始对安逸现状感到不安，并希望“再次回到飞行中”。
杨少校表示，被拘禁的美军飞行员可以自由地离开营地，与瑞典平民混在一起，所以这些美军能够“自由地约会”瑞典妇女。“我认为他们相处得如此出色是很了不起的，”杨表示。
最后，在接受美军陆航情报官员斯通中校询问时，杨少校表示，被拘禁者并没有为了逃避进一步的兵役而强行降落在瑞典：“有飞机报告证实他们的飞机严重受损，试图返回英国是鲁莽的。”杨还补充道，这些飞行员在决定前往瑞典时做出了“良好的判断”。
除了杨少校的调查外，美国陆军航空兵外科医生办公室向当时在第八航空队服役的每个中队的外科医生发出调查问卷，办公室的代表还亲自访问了被怀疑士气低落或有人员在瑞典迫降的部队。经过这次调查，美军陆航得出结论，显示有五人“可能”降落在瑞典的目的是“避免进一步的战斗”。但他的报告强调，这个人数“如此之少，以至于被认为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
杨少校和陆航外科办公室的调查报告，虽然澄清了大多数在瑞典迫降机组人员的责任，但是真正打消负面影响的还是战局变化。
1944年下半年，欧洲战场的天平已没有悬念地向盟军倾斜，瑞典当局认为应该尽快释放这些被拘禁的美军飞行员。事实上，到1944年10月中旬被拘禁的美军机组人员数字达到了1076人的最高峰，随后就开始迅速下降到1944年11月底的200人。到了1945年1月中旬，这个数字仅剩下了25人。如此一来，看着美军飞行员和瑞典姑娘“亲密接触”而眼红的人，也就失去了理由。
1944 年11月24日，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赫歇尔·约翰逊写信给代理国务卿爱德华·R·斯蒂尼乌斯，对瑞典人对待美军机组成员的方式表示赞扬。约翰逊说：“瑞典人在各个方面给予我们的飞行员的待遇都是高度人道和理解的，超出了他们在国际法和习俗下的义务范围。”这封信件，算是对瑞典收留美军飞行员行为的最终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千名美军飞行员被送回了部队，但是上百架B-17、B-24轰炸机却因此留在了瑞典境内。虽然这些飞机大部分都遭到损坏，但是也有少部分经过修理仍然能够飞行。不多，拥有成千上万架轰炸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不太在乎瑞典对这些飞机的处理。
直到几十年后，终于有一架迫降瑞典的B-17G“飞行堡垒”终于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架轰炸机在1944年5月29日执行第24次轰炸任务时，在波兰上空出现多台发动机故障，被迫进入瑞典境内迫降。战后，这架B-17G轰炸机在瑞典改为客机使用，随后又出售给丹麦航空公司。后来，这架飞机又在丹麦陆军和海军服役，随后又被一家法国航空测绘公司购买，一直使用到1961年后停飞。
经过这些转折后，这架B-17G在1972年被法国移交给美国，经过拆解空运到美国本土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进行修复。经过修复后，这架B-17G在1988年飞往美国空军博物馆展出，成为了见证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物。（作者：陶慕剑）